管涛：人民币双向波动汇率市场化是自动稳定器

管涛：短期内或许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一定的负面情绪，但长期看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无需高估其带来的影响。首先，中国在大国成长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大国的心态。中美之间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两者之间有经济问题上的摩擦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要平常心对待。正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和德国、日本之间同样发生了一些经济领域的摩擦。

第二，市场无需因未知而恐惧。因为从历史来看，事情的结果并非如设想的那样悲观。最近的一次例子就是2016年6月末英国脱欧公投，当时一种恐慌认为这对英国来说是非常负面，外汇市场也因此发生剧烈震荡，英镑汇率暴跌。但后来事实证明，这只是事件驱动市场，当时负面情绪集中的宣泄。理性来看，英国未来的经济走势，不可能是因为一个事件就发生根本上的改变。现在来看，确实如此。

第三，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日本和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磕磕碰碰30多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更是进入白热化状态。实际上，在贸易摩擦的30多年间，日本经济总体还是保持稳定增长，股市、汇市都按照自己的规律涨涨跌跌。综合来看，在某个时点上，贸易问题可能是一个大事件，短期对汇率、股市的走势有影响；但中长期来看还要看一个国家自身的发展。

第一财经：中国海关总署最新表态，中国贸易顺差自2016年三季度以来已经缩窄，将在未来更加平衡。从国际收支的角度，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管涛：如果单纯算经济账，尽管中国贸易顺差，但是美国并没有吃亏。德意志银行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按照总销售额的口径，将商品服务纳入统计，同时包括美国在华企业在中国当地生产销售，以及通过中国向第三方生产销售，2015年美方在中国是逆差300亿美元，2016年顺差70亿美元，2017年顺差200亿。如果能够避免贸易摩擦，到2020年，这一数字能够达到1000多亿美元。

除此之外，后布林顿森林体系是“我买你的商品，你买我的国债”。美国进口了其他国家物美价廉的商品，其他国家赚到钱大部分还是投资到了美国国债。他们又亏在哪里？

美国借口说，中国通过制造业夺去了美国的就业机会，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制造业占整个非农就业的比例只有10%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目前，美国非农就业是在增加的，其增加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就业增加。对于中国而言，实际上通过这些年的经济转型，我们也主要是通过第三产业创造就业机会。

美国主动挑起贸易摩擦，按照国外研究者的结论就是，贸易摩擦是美国强加于中国的。

第一财经：贸易摩擦对美国的影响是什么？

管涛：实际上，美国所采取的做法是短视的，相当于放弃了中国这样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对美国企业长远的利益是一种损伤。贸易摩擦持续下去，即便是中方不作出回应，美方同样受到损失。比如，美国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最终还是转嫁到美国消费者的身上。如果中方作出反击，那么双方损失就更严重。如今的中美贸易摩擦和当时当年的日美贸易摩擦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国际分工还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如今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方公布的所谓340亿美元的征税产品清单中,有约200多亿美元，大概占比约59%是在华的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其中，美国企业占有相当的比例。

第一财经：贸易摩擦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是否有一定的影响？

管涛：短期内可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对进出口的差额影响不大。在汇率国际贸易理论里，有个“J曲线效应”，就是汇率水平变化以后，对贸易差额的影响会有时滞。这是因为贸易网络的建立是有沉没成本的，也就是要花时间，然后才能改变贸易网络，建立新的商业联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此前五个月按照美方的统计，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还同比增加了10%。

有很多人总是片面的认为，贸易顺差减少对经济是负面影响，但是，以进口的增加而不是出口的减少来减少贸易顺差，从而改善贸易失衡，不一定是个坏事。因为所有的进口对应的是国内的投资或者消费需求。也就是说，尽管外需这一块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下降，但是通过投资和消费来拉动，内需扩张可以起到对冲的作用。

中国需继续推动转型升级应对挑战

第一财经：中国是经济能否有底气应对此次挑战？

管涛：中国的底气就是中国有一个如此大的内需市场，可以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同时，可以吸引其他国家跟中国的贸易往来。

同时，中国经济有足够的韧性应对外部挑战。其韧性体现在，去年中国经济增速超预期，GDP增速6.9%，同比上升了0.1个百分点，其中外需对中国GDP拉动同比上升1%，而消费和投资对中国GDP的拉动均有所下降。今年恰恰相反，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其中外需对经济拉动同比下降了0.9个百分点，但投资拉动同比上升0.8个百分点，消费是持平的。这就体现了我国这些年来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内外需协调拉动的积极成果，增强了整体经济的韧性。此外，通过观察更多经济指标，比如，国家统计局统计局刚刚公布的2018年6月份数据，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5%，虽然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但仍高于上半年均值0.2个百分点，说明制造业总体继续保持扩张态势。其中，新出口订单略低于50%的荣枯线，确实反映出我们的外贸遇到了暂时的挑战，但是6月份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3.6%和53.2%，仍高于上半年均值0.6和0.4个百分点，市场供需持续扩张。对于企业而言，不管是内需还是外需，只要生产的产品能够卖掉，对企业的利润增长就没有影响。

第一财经：我们如何应对？

管涛：中国最大的风险不在于外贸，而是在于我们怎么来应对贸易摩擦，决定中国命运的是在于继续坚定地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转向消费、拉动内需，坚持创新发展，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除此之外，还要改善我们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包括进一步可以降税减费。即便是美国对我国企业征税了，也可以帮助国内企业把成本降下来，起到对冲作用。

但同时也要避免外部冲击给国内经济运行带来的压力的过度反应。吸取当年日本的教训，日本当时担心贸易的冲突对该国经济带来下行压力，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造成了资产泡沫破裂。因此，从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政府在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上，做好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保持战略定力。

第一财经：中国的企业作为微观个体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

管涛：我们的企业应对贸易摩擦首先要做到进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减少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第二，通过对外投资来进行产业转移，规避贸易壁垒，这是很多国家的做法。第三，加快外贸发展转型，走以质取胜的道路，增强非价格竞争力。我们现在大量的同质化的出口产品，可替代性比较高，价格弹性非常大。只有生产有品牌、有核心技术的产品才有定价能力，才能够降低关税措施带来的冲击。第四，下大力气开发国内市场，这就涉及到整个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诚信制度的建设。

人民币双向波动，汇率市场化是自动“稳定器”

第一财经：最近一段时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主要原因是什么？

管涛：主要原因是内部、外部的很多不确定性叠加，反映在了市场情绪上。这一波的人民币汇率下降主要是因为收盘价在央行不干预的情况下调整比较快，这是市场的结果。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想利用贬值来应对贸易摩擦，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这一波人民币的调整是从海外市场开始，从6月14号开始，CNH（离岸人民币兑换价格）持续相对于CNY（在岸人民币）持续偏弱，然后6月19号开始CNY才相对中间价持续偏弱。包括今年3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升破6.30，这也是市场结果，并非政策干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策不可以去干预，如果汇率的波动影响到稳定，央行的手段还有很多。但现在还远没有到这个地步。从历史经验来看，只要预期是分化的，就无需过度担心，汇率市场化就能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6月份最新公布的外汇储备数据表明，尽管当月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较大波动，但境内外汇供求依然基本平衡，汇率水平变化更多反映的可能不是外汇供求变化而是市场情绪波动。

第一财经：如何判断市场预期是分化的？

管涛：首先可以通过看CNH和CNY之间的价差大不大，如果不断扩大，意味着供求失衡比较严重，单边贬值预期会增强。然后看这种价差的偏离是不是持续在一个方向，持续在一个方向，就视为一种单边预期。

第一财经：美元指数走强，这也是近期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原因之一，你认为美元指数的走强是反转还是反弹？

管涛：目前还不好判断。现在市场上有不同看法。目前支持美元走强的因素，一是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度比较领先。不过，现在美国的利率水平已经1.75%，接近正常水平，预计加息已经进入尾声。我们看到，美国的两年期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的利差已经逐渐扁平化收敛，有观点甚至认为，经济周期已经接近尾声。第二个因素来自欧洲等其他市场。因为外汇是一种货币和另一种货币的比价关系，去年美元弱势，主要是因为欧洲经济超预期。但是今年开局至今，欧洲经济并不是特别理想，同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出现政局动荡，欧元下跌较多。未来不知道欧洲经济是否会重拾升势，欧洲政局动荡能否缓解。这方面，显然，我们缺乏信息优势。

今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先涨后跌的走势再次表明，短期汇率变化是难以预测的。对国内企业来讲，我们不是炒汇为生，与其去猜测汇率的走势，还不如安心主业，控制好货币错配的风险，避免在外汇市场裸奔。浮动汇率就会有涨有跌，而汇率不论涨跌均有利有弊，所以，市场应该平常心看待短期外汇市场波动。当然，如果你看好中国经济，经济强则货币强，肯定长期人民币就是升值的。正是在这一市场逻辑下，过去多年来做空人民币的境内外机构和个人都是亏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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